□萬岳斌
宋代散文“壓卷之作”《岳陽樓記》的第一讀者，非滕子京莫屬。誰搶他頭把交椅，滕子京一定會惱怒地從棺材里爬出，掄圓雙拳，打出爭搶者的鼻血。
慶歷六年（公元1046年）九月的那天，岳州府衙外一聲快馬嘶鳴，滕子京接獲“快遞小哥”從河南鄧州閃送來的“范仲淹答卷”。于書案上展開，滕子京一口氣連誦十遍，大聲吆喝：“拿酒來！”當晚醉得把被子蓋在地板上。喝酒誤事，他未能第一時間寫下第一位讀者的感懷。
《岳陽樓記》第一評論者，頗為明確。滕子京首先“艾特”了“唐宋八大家”之一的歐陽修、散文家尹洙。他倆均為范仲淹、滕子京的人生知交，政治盟友，歐陽修以“同其退不同其進”形容哥倆好。說來有趣，收到滕子京轉送的《岳陽樓記》“復印件”，歐陽修、尹洙一個鼻孔出氣，以“戲謔”的口吻公開評價《岳陽樓記》。尹洙說：“這范老夫子好好的散文不寫，寫起了故事小說，把這篇《岳陽樓記》弄成‘傳奇體也’。”歐陽修則更加直白：“老范同志，西北邊境待久了，寫作的章法被塞下秋風卷得‘衡陽雁去無留意’。駢不似駢，記不像記，這文章我一百個不認可。”兩人一唱一和，恨不得要范仲淹站出來，向一門心思正推動文風“復古”的他倆賠個不是。范仲淹只在心里回應，“瓷器窯變都成奇異藝術品了，你們還在拘泥形制。公道話讓歷史去說吧。”哈哈哈，歐陽修、尹洙第一評論者的地位，無人能撼。
如果要問史上誰第一個寫出《岳陽樓記》讀后感，那就是南宋王十朋。牛皮不是吹的，有他標題為《讀岳陽樓記》的詩文為證：
先憂后樂范文正，此志此言高孟珂。
暇日登臨固宜樂，其如天下有憂何？
王十朋，生于北宋徽宗政和二年（公元1112年），卒于南宋孝宗乾道七年（公元1171年）。字龜齡，號梅溪，浙江溫州樂清人。南宋著名的政治家、教育家、文學家、愛國名臣、一代清吏。那時，朝廷、坊間對其贊譽有加：“天下之望，今有王公。”
王十朋家境貧寒，父親早亡。年少時，曾欲借讀溫州江心寺。方丈想試試他是不是讀書的“料”，結果試出一副千古名聯。方丈看傻了眼，打躬作揖，請教怎么句讀。“云朝朝朝朝朝朝朝朝散， 潮長長長長長長長長消”，借助一字多音，上下聯均用八個長相一樣的方塊字，結成讓人燒腦的疊字聯。對聯讀法，版本有十個以上。
王十朋二十九歲應試，十五年內屢敗屢戰，蓋因貫通考卷的那股“還我河山”的英氣，刺激到了把持朝綱的秦檜之流，每每考試，總把他“拍死”，唯恐多一個在朝堂上同自己公開唱對臺戲的人。友人勸王十朋“改一改”，他回答：“科第之香，孰如名節之香。”紹興二十七年（公元1157年），秦檜死后二年，四十五歲的王十朋闖入殿試“決賽”。策問《正道之治，法治天下》，他以“攬權”“中興”為對，主持殿試的宋高宗手捋長髯直呼“完美”。提起朱筆卷頭批下：“經學淹通，議論純正，可做第一人。”王十朋祖上八世無人入仕，憑硬本領“逆襲”，成為江南“寒門崛起”的典范，還打破了溫州歷史上的狀元“零蛋”紀錄。
王十朋以名節聞于世。“在朝廷，則以犯顏納諫為忠；任州縣，則以勤政愛民為職”。才中狀元進入體制內，便先聲奪人，在朝堂扔下一個重磅炸彈。對準當年岳飛“莫須有”罪案主審官、此時正坐在宰相椅上的萬俟卨，彈劾他“主和誤國”。大有當年范仲淹“寧鳴而死，不默而生”的豪邁。隆興元年（公元1163年），史浩任宰相，王十朋出任侍御史。早朝時，抗金名將張浚與史浩就是否“打過長江去”針鋒相對。王十朋以“必復土疆，必雪讎恥為己任”，堅定站隊張浚。一天之內，上疏十六章，排山倒海般論列史浩“懷奸”“誤國”等八罪，說“史浩不除，中興無望”。史浩宰相印章還沒捂熱，便被貶做紹興知府了。朝野為之一振，王十朋被譽為“真御史”。《四庫全書》目錄點贊：“十朋立朝剛直，為當代偉人。”
王十朋接連擔任饒、夔、湖、泉四州知州，愛民如子，老百姓念叨他的好，給他立生祠。他主政的第一個地方，是江西饒州。史載：“郡政大舉，吏畏民歡。”三年任滿“磨勘”，轉遷他州。饒州百姓自發組織到建康（今南京市），找“省里”主要官員求情，要留下他再干一任。“省里”做不得主，老百姓干脆將他必經之道上的一座橋梁連夜拆了，阻攔其調離。他只得學《天仙配》里的董永，“大道不走走小路”。“每罷郡，士民涕泣，遮擁不容去”，老百姓一地接一地復制“拆橋斷路”模式，他一州接一州重演“勝利大逃亡”。當然，百姓說好的官，皇帝老子未必認可。而宋孝宗夸他不吝嗇好詞：“南宋無雙士，東都第一臣”。
王十朋為官清正，民謠歌頌他“王公祠前草，四季不彎腰”。宰相洪適的老家緊鄰饒州學宮，回故鄉時，屈尊拜會王十朋，跟他提出把學校的空地讓給自己擴建私家花園。換作別人，會把這當成巴結宰相的“天賜良緣”。王十朋卻一口回絕：“先圣所居，十朋何敢予人。”他的夫人賈氏平常忍窮好施，病死在泉州。翻箱倒柜，竟湊不夠將其靈柩送歸老家安葬的盤資，暫厝荒廟兩年有余。
王十朋的情感生活，還被編入歷代哀怨凄美的愛情戲劇里。中國“百戲之祖”的南戲，有一出古典的《荊釵記》，故事的男主人公便是他，連化名都不用。據說玉帝身邊的金童玉女，只因在人群里相互多看了一眼，被玉帝察覺，發配他倆在世間歷經七世夫妻患難。第一世是孟姜女與范杞良，第二世是梁山伯與祝英臺，王十朋與“錢玉蓮”已是第四世輪回。
這首《讀岳陽樓記》，究竟作于乾道元年（公元1165年），還是乾道三年（公元1167年），作者轉任夔州往返途經岳陽，無有定論，我個人傾向于是他的就任去程。
“私心竊慕范文正，后天下之樂先其憂。”范仲淹是王十朋心中的“天王巨星”，是他畢生效法的“真心英雄”。他的“追星”，并非膚淺崇拜，追的是完美人格，是崇高理想，是鐵肩道義，是千古士人之魂，是深刻的“精神繼承”。王十朋既是范仲淹的“精神囚徒”，甚至可以說，還是范仲淹在南宋的“復活”。
岳陽樓，王十朋夢里來過千百回。王十朋讀《岳陽樓記》，讀到了“先憂后樂記飽觀”。一個“飽”字，說明“讀你千遍也不厭倦”。久盼之中的登樓“窗口期”出現，他豈會等到三年之后？封建王朝，地方官員上任，“順訪”沿途名勝不算出格。但凡名勝的壯麗詩篇、人文佳話，有幾篇不是因順訪而作并流傳下來的？這是我斷定此文是他作于乾道元年的理由與底氣。
“先憂后樂范文正，此志此言高孟珂”。“文正”是范仲淹的哀榮。獲謚“文正”，難于上青天。小時候干過砸缸救人、中年寫過《資治通鑒》巨著的司馬光，說這是“謚之極美，無以復加”。王十朋認為《岳陽樓記》是范仲淹的政治思想闡述與宣示，并將其思想內核“首提”且高度概括為“先憂后樂”。孟珂，何許人也？聽上去有點陌生，緣于我們歷來以“孟子”相稱。儒家道統奉他為“亞圣”，可見地位尊崇。關于“憂樂”命題，孟子與范仲淹都有著深刻的思考，這是王十朋將兩位大儒放在詩句里比較的端由。王十朋一反常態，對孟子直呼其名，而敬稱范仲淹“文正”，貌似忤逆“亞圣”，實則蘊含著王十朋個人的洞見。
“同樂同憂”，是孟子重要的“仁政”思想。戰國時期，孟子與魏國君主梁惠王相見，探討樂憂，孟子說：“樂民之樂者，民亦樂其樂；憂民之憂者，民亦憂其憂。樂以天下，憂以天下，然而不王者，未之有也。”王十朋不否認范仲淹的“先憂后樂”源于孟子的“同樂同憂”，但認為范仲淹接棒孟子，將儒家思想送上了另一座高峰。“同樂同憂”與“先憂后樂”偉力根本不在一個量級，肯定了范仲淹思想具有更強的實踐品格和歷史穿透力。在他看來，孟子的“同樂同憂”，只是對最高統治者的建議，期許的是“明君”，是“仁政”，帶有濃厚的理想色彩。而范仲淹的“先憂后樂”，將主體明確指向“士大夫”群體，無論君主是否“憂樂天下”，真正的士人都必須獨立擔當起對國家、對民族的責任。將一個對君王的期許，變成了對全體士人的行動綱領。將一個理想，變成了一個可以畢生追求乃至用生命去踐行的信仰。且“憂樂”不再并行，有了“先”“后”價值序列，賦予士大夫無論身處順境逆境都不可推卸的責任感。王十朋并非在比較兩位的個人成就，而是在對儒家思想精神進行一次創造性詮釋和時代性強化。可以看出宋代理學興起后，南宋士人對儒家思想精神內涵有了重新錨定和升華。
“暇日登臨固宜樂”，如果說首聯對準的是高山，宏大敘事，尾聯畫風一轉，鏡頭拉近，聚焦當下，對準自己。指出空余登臨岳陽名樓、枕洞庭碧波、覽無邊風月，這種閑情之樂乃常人情感邏輯。“其如天下有憂何”，漫不經心處，情感跳變，突然反問：天下尚有憂患，安能沉溺個人之樂？“樂”對“憂”，個人小情與天下大義碰撞。表明士大夫們非“常人”，必須具有行動的決絕，“后樂”須得“天下無憂”。其意既突破孟子“同樂同憂”的局限，呼應范仲淹的“先天下之憂而憂，后天下之樂而樂”，又彰顯自己心系社稷蒼生的家國情懷。王十朋所處的時代，正是“靖康之變”之后，中原淪陷，山河破碎，風雨飄搖，民生多艱。詩章有著強烈的現實指向，面對南宋朝廷偏安一隅、醉生夢死的時局，王十朋大聲吶喊“先憂”，志在喚醒士大夫的集體自覺，又隱含著對南宋茍安政治的批判。也是他在思想上、行動上師從范仲淹，將國家、民族命運牢牢系于肩頭，“從我做起”的悲壯宣言。
王十朋這首七絕，佐證了《岳陽樓記》這篇雄文的核心思想已經被后代世人奉為精神圭臬。岳陽樓自三國魯肅完成“首創”，歷代重修五十七次之多。因了《岳陽樓記》橫空出世，岳陽樓從此獨步天下。假如不是《岳陽樓記》讓岳陽樓自帶光芒，岳陽樓也會同千千萬萬山水樓閣一樣，天天在風雨中反復哼唱著：“你我皆凡人，生在人世間”。
